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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9年，清政府开岳州口岸，设关城陵矶。今年，岳州开埠已经整整120年了。
岳阳最先开埠，不过是清政府的权宜之计。5年后，1904年7月1日，长沙开埠设关，那时潮宗门外的长沙关署尚未竣工，长沙关第一任税务司，夏立士租了一艘停泊在湘江边的红船作为办公地点，长沙北门外被划立为租借区。
近日，坐落于橘子洲，曾经作为长沙开埠见证的长沙关税务司公馆向公众免费开放。1906年，首位入住该府邸的是长沙关第二任税务司烈悌。1906—1909年，他在长沙当了三年税务司。这位本国官员眼中“遇事沉着冷静”的英国人，毕业于剑桥大学。这些洋人税务司的到来，会为长沙带来什么？ 撰文/本报记者钱烨
首任税务司在一艘红船上办公
1902年，岳阳作为通商口岸已历3年，仍无起色。长沙关税务司夏立士的前任，当年任职岳州关税务司的英国人马士分析，一是岳阳的商业贸易基础差，“岳州城势颇好，惜于商务甚欠，居民不过万八千口。市场仅南门外一处，不但无工艺制造等铺，且并无此等生意。据闻自古至今只见富商大贾扬帆鼓浪，接往熙来，并未见百货沸腾而万商云集也”，因此，“湖南诸大埠之情形，岳州尚难齿数也”。
另一原因是岳阳距离湖南大宗商品的产地太远。马士在1899年的报告中就已经分析，湖南“考其土产生意，拟有三端”，一个是洞庭湖至长江一带，“产米、棉、芝麻、青靛等物，市廛小而不多”；一个是沅江流域；一个是湘江流域。岳州往沅江之船只“不过洞庭，悉欲绕道进湘江口，转湘阴等处入西湖而到常德”。湘江流域“形势颇广，约居全省十成之六”，“而土产亦饶，除米、麻、棉花、芝麻外，如出自山中者，茶叶、煤炭、锑砂各项俱有”。而湘江流域往北至岳州，最下游的重要城市就是长沙。无论是湘潭的米、衡州的煤、平江的布，都通过湘江及其支流会聚于长沙。
于是英国裹挟日本要求清政府将长沙作为湘江沿岸的通商口岸向外国人开放，过往商船由英国人设卡交税，并组建湘江、沅水流域的轮船运输业。
此一项商议奏请清政府总理衙门，光绪皇帝派遣吕海寰和盛宣怀与英国人展开谈判，双方最后达成协议，将长沙辟为对外通商港口向外国人开放，租借区设立在北门外，一个“袤长六七里，宽方二三里不等”的地方。
1904年夏天，曾任岳州关税务司的夏立士顺理成章地来到长沙，当时北门外仍是一片洼地，容易积水，夏立士考察后记述说“长沙城外东门距河太远，南门人烟沓杂，且系丛葬之所，西门过于狭窄，均与商界不宜。惟北门地势平衍，西枕湘河，东傍铁路”，作为通商租界最为合适。
由于新建的长沙关署尚未竣工，夏立士租来一艘红船，在湘江上开始了办公。
长沙开埠时，湘江常有浅滩、暗礁搁浅船只
长沙开埠后，曾任岳州税务司的夏立士调任长沙，官职也由四品顶戴升至三品官衔。这位英国人居湘期间对湘江水道、长沙市井作了考察，在担任长沙关税务司半年后，就向总税务司奏报湘江水道事宜。
“湘江之水，流于湘省南北，于商务不甚利便。且夏、冬二季水势相悬太甚，涸时有数处仅一二尺许，以致轮船少行，即民船亦难重载。所幸自长至岳，石礁不多，其地势之高卑，约八十英尺上下。倘欲将此水道疏通，谅非难办之事，则有益于商船与商务效益甚大。”
长沙段湘江河道平直，没有避风的港口，一直以来大小商船皆停靠在湘潭，所以从清咸丰以来，湘潭的商船走贩就超过了长沙。
容闳在《西学东渐记》中记录了他于1859年到湘潭考察的观感：“湘潭亦中国内地商埠之巨者，凡外国运来货物，至广东上岸后，先集湘潭，由湘潭再分运至内地。又非独进口货为然，中国丝、茶之运往外国者，必先在湘潭装箱，然后再运广东放洋。以故湘潭及广州间，商务异常繁盛。”
而作为省会的长沙，直到光绪初年还仅仅是一座消费性的城市。1877年的《善化县志》记载：“(民)安土重迁，除装运米谷而外，鲜商贾贸于远邑。”究其原因，主要是长沙湘江段“地势少弯曲，水急不便行舟。每遇风涛暴作，舟多漂溺撞碎，商旅苦之，多泊隔江水陆洲。其在商船起货、载货，率用小舟驳运，既多不便。”
这一境况，对于马力较大的外国轮船则影响不大，长沙城外平直的湘江河道反而有利于西洋轮船码头的建设。
为了让更多的轮船进入长沙，夏立士建议整治湘江航道，挖深河道，排查湘潭至岳州段航道中的暗礁、隐岸等。
经过半年多的考察，夏立士认为湘江之水夏季充沛而冬季干枯，枯水期轮船难以行驶。尤其是长沙下游的营田滩、黄毛滩、包公庙滩、樟树岗滩以及下泥港到三汊矶江段，常有货轮搁浅。上游处也有芭蕉滩、泥鳅滩、昭山几处江水比较浅，影响通往湘潭的货运船只。
夏立士认为，应该将这些浅滩标注在航道图上，并在江水中设立浮标、浮船等，提醒过往船只，如能将河道挖深，则通行会更加便利。
此外，长沙下游八公里处有礁石，应该炸掉。如一时未除，“则应先立标记于岸上，并安置灯船两座，以便来往各船易于警觉，实用施惠无穷”。
而所谓的隐岸，是湘江河岸曲折所致。“查隐岸，沿江沿翅之岸曲折颇多，水大则隐，水小则见，以致舟子咸有戒心。”夏立士的建议是，如能在水退后，在岸边栽上杨树，汛期时自然可以看到真正的江岸在哪里。
往来湘汉的轮船，以英国、日本商船为主
最先将轮船驶入长沙的是英国人，早在长沙开埠前两年，英商太古洋行、怡和洋行，就在长沙设立机构、建造码头，实际上已经开始经营轮船航运业务。
长沙开埠后，外国轮船公司更是大力扩展湖南航运业务，并为经营湘汉航线进行试航。以长沙为中心形成了湘江航线为主，沟通湘、资、沅、澧四大水系和洞庭湖沿岸各港口的轮船运输网。
20世纪初年，先后在长沙经营轮船运输的外国轮船公司有英国的太古洋行、怡和洋行，日本的湖南汽船会社、邮船会礼以及湖南汽船会社等。
本国官办的轮船公司除鄂湘善后轮船局外，还有轮船招商局。民营轮船公司中规模较大的有开济轮船公司，其他还有长湘商号、福顺公司、祥发公司等。这些小型轮船公司大都是购买或租赁一两艘火轮从事轮船运输业务，行驶于省内各港之间。据《湖南省志·交通志·水运》的统计，长沙开埠当年，进出长沙港的本国籍商轮为7551吨，到民国元年这一数字达到了13753吨，8年间增长了82％。但这一数字根本无法与外国轮船公司的商轮吨位相比。
开埠之初，为了更好地掌握湖南内河的航线，以输出物产，取得效益，英国与日本在湘江上展开了激烈的竞争。
日本甚至派遣大东汽船合资会社创办人白岩龙平对湖南的航路、物产和城镇经济状况等各方面的情况进行了50多天的调查。回国后，白岩龙平写成了《湖南视察之我见》和《湖南见闻一斑》两篇报告，在向日本政府提交的报告中，白岩龙平毫不掩饰地说：“湖南省水运之利，物产之富，不亚于四川省，以洞庭湖为中心贯通省内的湘江、沅江两水航路是清国河湖各航线中最有希望的航路。”
为了适应内河运输，日本人特别设计了浅水轮船“湘江丸”与“沅江丸”号，专门负责湘潭到长沙、常德到长沙的货物、客商运输。到了1907年，日本的轮船数量已超过英国，成为湖南内河运输的霸主。
进口物资包括罐头、水果、洋酒、面包、仪器、洋布
1904年底，长沙关课税35366两关银，在夏立士呈报总税务司的奏文中详细记载了长沙开埠半年内，进出口的大宗商品名单。单出口一面看，湖南出口的大宗商品，以本土物产为主，如茶叶、谷米，也有牛皮、莲子、爆竹、棉花。
湖南物产丰富，尤其茶叶与大米，可谓出口大宗。即使在长沙未开埠前，汇集于湘潭的米市也在国内首屈一指。但是在灾荒年份，外国商人对湖南大米的输出加重了本地灾情，如1910年长沙发生抢米风潮，长沙关署即在此时被愤怒的市民焚毁，港口的通商贸易也遭受损失。
而进口项则五花八门，据长沙关记载，从轮船运往长沙城内提供消遣、民用的物资包括罐头、水果、洋酒、面包、仪器、洋布等。尤其是洋布的输入，对湖南各地农村传统纺织业冲击极大。
夏立士在岳州任职税务司曾报告总税务司说：“洋纱一宗，尤为畅销。……惟本地所产之棉花，其价日贱，且无有问津者”。湖南农村“织布之户，近来全系参用洋纱”，“目下欲求一匹真土纱都布，几如披沙拣金”。
清末，长沙府属浏阳县和醴陵县是传统的夏布产区，其产品曾行销国内各埠甚至朝鲜和南洋等地，受到洋布冲击，“农民多数破产，境内苎麻种植面积大大缩小，夏布生产，一落千丈”。
此时，留学日本归国的熊希龄也看得非常清楚。他在1905年回到湖南后，所见长沙城内洋货满市，上书湖南巡抚端方说：“此次同省，往观市廛，货物大半日产，实两年前所未有。”因此，他担心“此后湖南人之需用品皆变为日本人之市场矣”。
在一众受到冲击的传统手工业中，只有浏阳县的爆竹出口不降反增。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境外进口商品中没有与之竞争的商品，湖南拥有传统的优势；另外，更重要的是爆竹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制作工艺比较复杂，在当时的技术水平下还很难用机器进行生产。因此爆竹业成为长沙少数几个没有因外来冲击而萎缩的产业之一。
长沙开埠半年城中已有穿短装、剪短发的少年
由于洋货的输入，长沙城中市民的生活颇有改观。1906年，夏立士走后，长沙关第二任税务司烈悌前来上任，这位英国人曾经在京师大学堂的同文馆教习英文。
任职长沙关税务司第一年时，在写给总税务司的奏文中，烈悌说：“查今年本通商口甚多建造之举，气象一新。如两大驭岸、四大码头俱系玉石装成，整齐坚好，共长六百英尺，此本关与太古洋行所造者。水陆洲又建成一所洋楼，为税务司公馆，美轮美奂，掩映江山，将来此间必成为最妙居住地。”
并且他在奏文中自信地说：“旷观省会各色人等，喜仿东西洋法者，颇觉年盛一年，大有日异月新之象。”
据他观察，长沙城内洋货畅销，一些享誉欧美的名贵品牌如亨达利的手表、英美兄弟公司的烟草以及法国乌利文公司的唱片，在长沙都能买到。而且新建设的一批学堂，皆以聘请英、美、日、法等国的教员为殊荣。
北门外的租借区，包括橘子洲，陆续设立了英国、日本、比利时的领事馆。在学堂聘请的外籍教师中，又以日本人最多。开福寺甚至都请了一位日本僧人前来授业讲经，并纳徒。
“夏季有三堂公请一位美国有文凭士，分堂讲究。秋季学堂开设雅乐学堂一所，专教高等理法文字，据云系美国雅乐大学堂人士所创，此堂即受该堂保，其教习均有大学堂文凭，功课以英文、汉文、理法等为宗志……并闻各教会亦都设堂课蒙，规模合格，大有可观云。”
无独有偶的是，早在一年前，烈悌的前任夏立士就在奏文中曾言，长沙开埠半年，城内“有许多少年子弟喜着青色短装，并闻有剪发者”。可见开埠之后，长沙风气的改变，是任谁也预想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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