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对中国的最早想象，大概是从那仿若空气一般轻柔的丝绸开始的。古希腊人用“赛里斯”来称呼中国及周边地区，也就是“丝之国”。在作为至高商业机密的桑蚕养殖和丝绸生产技术尚未被外来的修行者泄露到西方世界之前，丝绸就像是仙女的呼吸，或者飘忽的晨雾，环绕周身，令人迷醉，你却对它一无所知。
当古老王国的大门在经过无数次的努力之后终于被打开一道缝隙，外来者看到的，是高度完备的专业分工、快捷精密的物流网络、审慎有效的技术革新共同支撑起的，前所未见的手工业生产体系。而丝绸，就是这座宏伟的文明山脉上，映射着阳光的孤高雪峰。
文/图：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 卜松竹
通讯员：张蕙兰
华美的锦缎
浮海牵起大汉和罗马
中国丝绸的西传，应该可以追溯到汉代以前。早期主要是通过陆路。由于运力有限、路途遥远、路况复杂，以及繁多的中间环节造成的损耗，令丝绸长期成为欧洲贵族阶层才能享用的奢侈品。大约在公元前110~公元前87年之间的某一年，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从广东沿海派出了一支远洋船队，向东南亚、南亚驶去，希望在之前一代代海上先民开辟的远洋航线基础上，打通一条官方性质的贸易通路。
历史资料中对此次大规模远航的记述非常简略，令我们难以还原其准确的面貌。但我们可以知道的是，由“黄门译长”率领的这支船队，所携的货物中主要是黄金和丝织品。丝绸也是当时控制岭南地区的南越国主要的出口品。历史学者黄启臣指出，当时外国人来番禺（广州）购买的是“成捆的丝”。虽然价格等同于黄金，但购买者仍然有增无已。鉴于此，罗马的商人想方设法建立自己的丝织业，先是从中国进口丝织品，拆解成丝线，重新织成质量较低的“胡绫”；继而购买汉朝的提花机织丝绸；最后干脆引种中国蚕种，从源头重新建立整条产业链。
到了东汉前期，从广东西航印度的商人或者汉朝使者，已经在印度、斯里兰卡等地区，同埃及、罗马的商人发生了直接贸易关系。古罗马科学家普林尼在《自然史》中就写到，商人们在阿里卡曼陀等港口“从当地运走蓝宝石、明珠、各种宝石、珍贵香料和精美的丝织品”。罗马人用来交换中国丝绸的，很大宗是产于红海的珍珠。阿里卡曼陀的贸易，为海上丝绸之路的最后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丝绸作为最早的“外销品”，也成为无法磨灭的中国文化符号。
“广绣”唐代成名
跃居全国尖端
广州所在的珠三角地区，是发展丝织业的宝地。这里河网密布，适合种桑养蚕。熟悉地理的人，对这里盛极一时的“桑基鱼塘”想必有着深刻的印象。它充分反映了中国古人在最大限度地利用耕地以及发展立体农业方面的高超能力。根据历史资料可知，汉武帝时期，广东的朱崖郡（今海南省）、德庆、连州以及广州附近已有“桑蚕织绩”的生产活动。西汉，本地出现了刺绣工艺。1983年广州解放北路发现的南越王赵眜墓出土了绢、罗、纱、锦、麻五类织物，在出土文物中还发现有绣纱、绣绢。虽然图案已经无法清晰辨识，但按专家的说法，仍能从残片中看出用辫子针和长挑针法绣制的痕迹。
如果说汉晋时期从番禺等广东沿海港口出口的丝织品还缺乏鲜明的本地标识，比不上蜀锦等“知名品牌”，那么到了唐代，技术的突破令“广绣”成为堪与国内各地名产一抗高下的高端手工业产品。唐人苏鹗《杜阳杂编》载：“永贞元年（805年）南海贡奇女眉娘，年十四，工巧无比，能于一尺绢上绣《法华经》七卷，字之大小，不逾粟粒而点划分明，细如毫发，其品题章句，无有遗阙。更善作飞仙，盖以丝一钩分三股，染成五色，结为金盖玉重，其中十洲三岛，天人玉女，台殿麟凤之象，而执幢捧节童子，亦不啻千数，其盖阔一丈，称无三两煎灵香台之则，坚韧不断。唐顺宗皇帝嘉其工谓之神姑。”《旧唐书》载：“（唐中前期）宫中供贵妃院织锦刺绣之工凡七百人……扬、益、岭表刺史必求良工造作奇器异服，以奉贵妃献贺，因致擢居显位。”岭表，也即今天两广地区，可见那时广绣匠人的水平，已经被视为与传统丝织业重镇扬州（江浙）、益州（四川）并列的最高级别了。同时，作为传统大宗贸易物资，丝绸沿着海上丝绸之路，从已发展为世界级口岸的广州出口至东南亚，又通过马六甲海峡进入西亚和欧洲地区。
到了宋代，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技术的不断进步，部分丝织品的价格逐渐降至日用品的水平。刺绣等“精工细作”进入寻常人家，对外出口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
国内生丝集中到广州
促进了统一市场的形成
与苏、蜀、湘并称中国四大名绣的广绣（现一般称粤绣，包括以广州、佛山为中心的‘广绣’和以潮州为中心的‘潮绣’两大流派），以构图饱满、繁而不乱、色彩艳丽、装饰性强见长。有研究者言，明清时期，广绣吸收了西洋油画的艺术风格和明暗透视及光线折射的原理，这种中西结合的风格深合西方人的审美趣味，在欧美大受欢迎。这可以说是广绣发展史上一个关键的转折点。 同时，依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专家胡继芳的说法，西方的艺术史学者认为，广东的金银线绣对17、18世纪的法国绘画、手工艺以及建筑艺术、室内装饰等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特别是在路易十五时期，描绘华丽的宫廷生活的油画借鉴了金银线绣的技法。
1514年，葡萄牙商人在广州购得龙袍绣片回国献给国王受到重赏，广绣从此扬名海外。17、18世纪，出口英国的广绣，不仅有批量生产的商品，还有贵族们订制的独特绣品。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和查理一世积极倡导广绣，称之为“中国给西方的礼物”，要求英国采用广绣作坊形式组织王室绣庄，加工绣制贵族服饰。在法国，刺绣匠师协会专门为皇室设计具有东方风格的刺绣纹样。
大约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广绣大披巾成为外销的大宗商品。大披巾原是南欧洲传统民族服饰，从清代至今，广州地区的刺绣工匠持续为西方市场制作此类披巾。在1月28日于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开幕的“风情万种：19-21世纪的外销广绣大披巾”展上，从1830年至2017年各个时期的外销广绣大披巾代表作逐次亮相，让我们对这段传奇往事有了更多的所知。比如，生产于1840-1850年的亮蓝绸“西厢故事”园林人物纹披巾，采用了“荷锄归农”“玩鸟少年”“茶歇妇人”和几十只外形相同的鸟蝶纹饰来烘托主题。这些细节图案是当时绣坊为了节省工时、工力准备的固定纹饰，可用于点缀不同的披巾，反映了历史上广绣产业化生产的具体细节；又如约生产于1850年的黑褐平纹绸凤凰牡丹纹披巾，凤凰紫灰色的尾羽上除了椭圆形的彩色点之外，还满布芝麻尖一样小的白点，如采用高倍织物镜观察，可以发现这些极小的白点原来是用白丝横向束住相邻的三条紫丝后收紧而成。织完整件披巾不知道需耗费多少时间与工夫。
一口通商时期，广州从业人员增至3000多人，绣坊、绣庄达50余家。1793年广州成立刺绣行会“锦绣行”和专营刺绣出口的洋行，对于绣品的工时、用料、图案、色彩、规格、工价等，都有具体的规定。当时规定国内丝绸及原料产区必须运输到广州出口，客观上促进了统一的丝绸业国内市场的形成。每年的新丝上市季节，江南产区丝绸商人云集，尤以粤商为多，所以江南地区多设有专门接待粤商的“广行”。广州在国内形成珠江通赣江入长江，转京杭大运河可联系江南及北京的交通网络；国外形成珠江通南海，与东南亚及世界的贸易网络，成为丝绸贸易国内外交通中心。
这种局面，走遍两京十三省的徽商黄汴自然不可能预测得到。但他200年前所勾勒出的交通路线，依然商流滚滚，他之所愿，也算得遂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