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祠，作为古建中独树一帜的佼佼者，作为“中国古建筑艺术宫殿”的瑰丽杰作，自古以来吸引了大批文人墨客来此，李白、范仲淹、司马光、李世民、武则天等都对其称赞有加。
晋祠集儒、释、道于一身，汇祠、庙、寺、观为一体，尤以祠为重。这座跨越千年的古建筑群，在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中，碑刻艺术也引人注目。其中最著名的是唐太宗李世民的《晋祠之铭并序》碑，此外，还有由女皇武则天亲自作序的《华严石经》。
《华严石经》俗称《风洞石经》是首尾完整的八十卷《大方广佛花严经》方柱型石刻群，镌刻于武周称帝晚期（约700-704年），是研究唐代佛教与政治的珍贵史料，还保存了大量风韵各异的唐人小楷，也是当时大唐盛世的一个集中体现。近年来佛学研究不断深入，《华严石经》也越来越被海内外佛教学者所关注。
《华严石经》，每卷镌刻两石，应有160块经石，连同后世补刻、复刻石，石经数量应略多于此数。石经无盖、无座、无雕饰，上下一致，高低参差，宽窄不一，多数为平顶，也有略成穹庐弧形顶。石经多为四棱方形石柱，也有少数五棱、六棱和八棱的。最高的130厘米，最低的83厘米；最宽的59厘米，最窄的31厘米；其中14个武周造字在石刻中多次出现、使用，少数石刻顶部或末尾有题记或题名，一些重要题记是研究隋唐佛教史的珍贵资料。
从石刻所具有的书法艺术价值来看,其石刻书迹是唐代精美小楷的荟萃,宛如一部唐代小楷范帖,是古代书法艺术宝库中的重要篇章,为典型的唐人楷书,保存了大批字径约2厘米的小楷书作,虽少数篇章缺乏安排,但多数结构严谨,风格多彩,有浓郁的初唐书法神韵。这部石经除小楷外,还有少数隶书刻石,有的一石之中隶楷并存,但更多的是在大量精美的楷书字迹中掺以隶、魏笔意,表现出唐代书风形成之初的过渡痕迹,为后来颜体的初形,此外还有许多端庄古朴、笔力遒劲的书作。近60万字的经文中，基本完好的字迹尚存约五分之三，其书法水平无愧于初唐盛世，堪与初唐四家虞、欧、褚、薛相媲美。华严石经止于唐代,只此一部,石仅百余,却呈现出许多不同风韵的精美书作,令人叹为观止。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如今，翻开任何一本佛教经书，扉页上都会写着这一首由女皇武则天亲自所写的《开经偈》，它便是当年圆满翻译八十卷《华严经》时，武则天题下的这四句“开经偈”。
武则天（624—705年），名曌，祖籍并州文水人。公元690年，武则天改“唐”为“周”，自立为帝，建立了武周。她是我国古代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著名的政治家，同时她也是一名笃信佛教的信徒。武则天十四岁入宫成为唐太宗的才人，赐号“武媚”。太宗驾崩后，武则天被送进感业寺，削发为尼，遁入空门。这段经历，使得她对佛教“情有独钟”。武则天称帝后，为弘扬华严宗佛法，特聘于阗高僧什叉难陀主译《华严经》。圣历三年（700年），命吕仙乔等书法家将2厘米见方的小楷书写并镌刻在石柱上，武则天亲自作序，许多篇章书写风格各异，世人称为“唐人小楷”。
《华严石经》保存亦历尽沧桑。据资料显示，《华严石经》在晋阳刻好后，安放在晋阳古城西的风峪的寺庙内，并专设石经藏院予以保存。但之后唐武宗下诏灭佛，寺内众僧为保护《华严石经》，冒着性命，把它安放在寺庙内的地洞内，并放火烧了上面的建筑以作掩护。至日军侵华前，此经石保存完好。但在1940年秋，日本侵略军将大部分石经盗挖出洞外，草袋包裹，准备劫运回日本。在当地爱国人士的奋力交涉下，将已挖出洞的《华严石经》转移。1947年，残存部分《华严石经》被阎锡山军队修筑碉堡使用。1949年后，人民政府大力收集到了大部分石经，整石加残石130块，并专建碑廊保存。其历经劫难，是中国保存最完整的华严石经，与原刻总数相比较,也保存有近80%,而且大多平整完好、字迹清晰无损。
《华严石经》，是传世唐译本八十卷《华严经》最古老及最完整的石刻孤本，不仅是研究佛经经典、佛教宗派起源和甄别六十与八十卷《华严经》版本的珍贵实物资料，而且是研究唐代书法艺术的珍贵文物。
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研究员罗炤先生这样评价：晋祠《华严石经》“它的重要性是这个版本是最早的，尽管现在不太完备，但是非常宝贵，以前有宋代的印刷本，敦煌的手抄本，这个是石刻版本，而且是柱形，很少见。”因此，从石经学、考古学、文献学、佛学等多方面看，晋祠《华严石经》的重要性是不可估量的。
2022年4月3号，晋祠博物馆发来喜报，晋祠博物馆与房山石经博物馆、房山石经与云居寺文化研究中心、华夏出版社合作出版的《石经研究（第四至五辑·晋祠华严石经录文校注）》入选2022年度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资助项目。
近年来，晋祠博物馆坚持用文化“软实力”争创国家5A级景区，为了能够引起社会各界对晋祠华严石经的关注，为了进一步拓宽合作空间和交流深度，提升晋祠、太原乃至山西传统文化研究的高度，努力为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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